上个月，位于四川西部的雅安发生了一场7级地震。当时，我在1500公里之外的北京，得知这个消息不是通过电视新闻，也不是微博，而是第一时间收到了来自友成基金会的短信，短信中还留了基金会副秘书长的联系方式，以便我可以联系他。

时代的标志？或许吧。至少这说明了在2008年那场带走了7万生命的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公益事业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地震发生的几天后，我参加了一场由长江商学院主办的活动，与来自企业界和民间公益组织的代表们讨论中国公益的创新方法。面对刚刚发生的地震，演讲者与参与者都不约而同的提到如何能够让中国日益发展的日益增长的公益资源来更好的应对自然灾害，并能够逐渐形成一种长期的机制，在没有危机的时候，也能为切实的社会需求提供支持。

在我们讨论的众多话题中，我认为以下三点最引人关注：

更多人选择通过民间公益组织而非有官方背景的公益机构进行捐赠：这与2008年那场地震形成鲜明对比，此次地震过后，公众更愿意选择通过无官方背景的基金会,而不是通过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官办公益组织。由李连杰创办的壹基金在地震发生后短短24小时内就收到了两千两百多万人民币的捐款，而同时红十字会仅收到了十四万元人民币的的捐款。虽然后来数目趋于接近，这依然体现了自2011年“郭美美”事件以来公众对红会的不信任感。要恢复公众的信心，建立对公益组织的监管机制必不可少。

企业正在采取更具有战略性方式来做公益：在过去的五年中，企业和个人开始采用更有战略性的方式来回馈社会，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慈善和捐赠。企业开始利用他们的核心专业能力与资源，例如专业志愿者服务，来进行定制式的社会投资。

公众参与度提升：很多新闻报道中提到，此次地震后有大量的志愿者自发前往四川。公众回馈社会愿望之强烈，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来自企业或是个人的救助，我们需要通过以下两点来实现需求与供给的匹配：第一，政府应该放宽资源进出通道的限制，使更多公益组织可以接受捐款，留给民众更多选择（不过这一政策近期很难发生改变）。第二，也是相对更为可行的，是创建一个资源匹配机制来保证资源到达最需要的地方。

这次讨论让我觉得最有兴趣的一点是，我发现事件，例如自然灾害可以很好的将人凝聚在一起。而这种精神能否变成为中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仍不得而知。我认为媒体在培养社会价值和鼓励企业和个人社会责任方面大有可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报道，能够激发公众思考他们希望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并激励人们为之采取积极的行动。同时，媒体在关注那些引导社会贡献的企业行为的同时，也要披露那些为社会带来不良影响的企业行为, 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维系我们在灾害面前看到的发扬善举、负责任的公民社会。